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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素园的父亲周煦，字和生，幼孤，靠母亲做针线活过日子。勤苦好学，“弱冠遂通诗古文法，为名诸生。”以教私塾为业。53岁以后，经部选为两任本省松桃厅训导。晚年赎回了一些田产，是小地主。与顾绩三写成《毕节县志稿》25卷，著有《平彝纪闻》一卷。母亲刘氏，出身于本县富户“刘百万”家，但勤劳简朴，年青时曾读过书，博闻而强记。周素园的父母一生育有子女8人，周素园是第七个孩子。
周素园从小在家中读书，聪敏过人，四、五岁时已能背诵许多唐诗，都是太夫人枕上所口授。16岁以前所学的，都是四书、五经等封建社会中的“读书做官，显亲扬名”的那一套封建的传统旧礼教。
辛亥革命前的活动与当时的社会状况
1895年，周素园到大定府（今大方）考取秀才，后为贡生。时当中日甲午之战（1894年），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中国一败涂地，被迫签定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1895年）。这对刚满16岁的周素园刺激很大，唤起了他的强烈的爱国热情，深痛平日所学的四书、五经的那一套根本就不够应付环境了。
1897年，清侍郞严修到贵州任提学使，对周素园的学识文章非常赏识，劝他钻研经学。周素园回答说，中日甲午一战中，我国水师丧师辱国。如今是强邻环伺，国家随时都会陷入被列强瓜分的境地。我辈还不赶紧寻求改良政治以救国家民族于危亡的路子，难道还要再去做那些咬文嚼字的文章吗？
周素园虽然身在交通闭塞，知识落后，偏僻省贵州的偏僻县毕节，但是为了寻求富国强兵之道，为了拯救危亡的中国，周素园千方百计觅取新书，学习新知识。如：清代冯桂芬所著的于1861年刊行的《校邠庐抗议》，该书是提倡新学最早的著作之一；清陈炽著的以论述发展各经济部门为主，也涉及一些经济理论问题的《续富国策》，（该书于1896年刊行）；《出使英、法、意、比日记》；清魏源编著的叙述各国的历史和地理，并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技术，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导思想的《海国图志》（1842年初版）；《万国史记》；《万国公法》；《泰西新史揽要》；《时务报》（1897年7月在上海创办，主编是梁启超）；《湘学报》等等。每得到一本就如饥似渴地学习研究，与志同道合的亲朋好友深入探讨，以扩大自己的眼界，了解世界，认识世界，学习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经济、政治，学习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和科学文化，从而接受了当时国内维新、改革的新思潮。自此，他完成了从一个十分爱国的封建地主阶级青年知识分子到接受资产阶级的进步思想、支持资产阶级维新派政治主张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转变，认为通过对政治制度的改良就能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周素园在这一时期的著作中对封建制度和清封建王朝专制统治进行了尖锐的批判。1899年他在《送罗方泉之官广西序》中写道“如今外侮又至，而内政没有完成改革，上下相蒙，买官卖官的现象普遍存在。……天下之人都以为外出做官能谋利，也就习以为常了。一个个读书人都心心念念的想赶紧去做官，都是为了能赶快搜刮民脂民膏，赶紧捞钱为急务，所以人民越来越贫困，也越来越积弱不振。”对于封建科学教育制度，他认为是：“习与用左，仕与学歧”的东西，根本派不上什么用场。
周素园虽然接受了维新派提出的“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本，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的主张，但他认为必须“注意教育以开通人民智慧，提倡实业以抵抗外国的侵略。”他在为闵华甫写给云贵总督林绍年的上书中，建议要派遣留学生出国考察，开设官报，举办警察，统一训练新军。并在为闵华甫写给学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荣庆的上书中写道“日本象今天这样战无不胜的原因是教育开办得好。工商业发展、实业发达工也都是教育开办得好的原因。所以从比较上言，则教育是根本，而其他事都是枝叶。”在上书中并建议：注重德育，讲求医学，普及女校，实行强迫教育，提倡尚武精神，取消科举。
但是，周素园对于清朝统治者企图以变法来掩人耳目，愚昧群众的做法也是非常不满的并对清朝政府所高唱的变法，所实行的新政，进行了尖锐的抨击。他在文章中如是说：“如今社会上都在以开办了某某学堂，在某某学堂学习为标榜，而我担心的是在那些学学里教书的先生也未必真正懂，而学生也不能学到真正有用的东西”、“如果真上那样的话，又怎么能学习检验知识，开通百姓的心智呢？用这种方法来说教育人，岂不是效仿南辕北辙之说？我看现在所谓有变法，不过是清政府表面上服从大家要改良政治的愿望，并不是真正的要进行变法。不过是政府迫于外国的舆论压力，以变法为幌子先缓缓大众对于政府的不满，而对于帝国主义列强又可以实行了变法来媚上而已。”在这里，周素园不仅一针见血的指出了清朝政府实施新政是假，而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讨好洋人是真；并还预见到“不出数年”政治形势将会发生大变化。
面对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怎么办呢？周素园心情非常激动，热血汹涌。他认识到时代赋予他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任务，这就是要推翻腐朽反动的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于是他下决心要做时势所造之英雄和造时势的英雄。他说：“仆闻英雄造时势，时势亦造英雄。人不能为造时势之英雄，已负此巍然七尺；至不能为时势所造之英雄，宁非天地间之骈枝赘疣！仆每念及此，方食失箸，中宵起立，无疾而呻，严冬而汗，诚不知其所以然。”
周素园以满腔爱国热情分析了当时的时势。他说：“溯自甲午一役，吾国腐败之现象，始轩然豁然呈露于五大洲。而千年睡狮乃稍稍破其沉酣之梦。庚子国变，祸亦亟，事亦亟。而欧化潮流亦益澎湃汹涌而不可遏抑。以今日之智识程度较之五年前，则有进矣；较之十年前，则大进矣；厄我者之适以厚我，弱我者之适以强我。异日同胞而立，敢不拜东西大国之赐？”这就是说他已经认识到“欧化潮流”，即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资本主义工业化及科学文化迅速发展的潮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里还可以看到周素园分析问题时具有的朴素的辩证方法。
周素园对帝国主义列强对华侵略的狼子野心看得一清二楚。他说：当时帝国主义才对中国的“瓜分之图，均势之论”已是人人都看得清清楚楚的，而清朝反动政府的统治者还在为了达到自己统治全国以谋取自己私利的目的进行着最后的愚民政策，在那里明明是朝不保夕，还拼命的粉饰太平。面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之阴谋，周素园深感痛心疾首。他从帝国主义者为争夺中国东北三省的利益而爆发的日俄战争中感到：“若是英、德、法、美也也想要染指中国，实行瓜分。那么中国大陆之上，就再也不会有中国的存在。每次说到这里，都不觉失声痛苦。长夜漫漫，俯仰身世，不能成寐。”他认为：“在此生死存亡之际，只有万众一心，作多方面之努力。”、“吾人欲求救亡之术，惟有一心一德，结合团体，化除私见，共谋公益。”从这两段话中，已经透露出周素园已认识到了要组织革命团体，进行多方面革命活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了进行革命活动，他提出了“先论胆，次论识，次论品”的交友、取人标准。并说：“次序若倒置，按之对症之药，实不可易。”要革命，必须具备为革命献身的精神，这当然是最主要的和最基本的因素，这当然也是搞革命最主要的选才标准。
创办贵州第一份报纸——《黔报》
为了充实自己的知识，寻求革命的正确道路，去日本留学是周素园多年的愿望，但因家贫，自费出洋是办不到的。1905年贵州拟派出公费留日学生，他放弃了在普安的职业，到贵阳应考，可是考生必须由尚书李苾园保送。而李当时任贵州全省铁路矿物总公司总经理，于务德楷为副总经理。李、于二人都以贵州百废待兴，他们办路矿公司缺乏助手，希望周素园为社会牺牲个人私利，放弃出国留学的念头，留在路矿公司工作。周素园被李、于二人的诚心感动，毅然放弃了梦寐以求的出国留学的机会，担任了贵州路矿公司文案之职。在那里工作了几个月，路矿公司的工作很难进展，他就提出了辞职。
这时，于德楷与唐尔镛（字慰慈）酝酿筹办通志书局。于德楷同意出资入股，但是以由周素园任经理为条件。周素园觉得自己不熟悉商业，如果他们愿意以一部分资金创办报馆，他倒是愿意效劳。于德楷、唐尔镛二人都欣然同意。1905年冬，周素园为购买印刷机械和培训办报馆的技术工人，从贵阳去上海。到上海后，他接触了许多留日归国的学生，看到了许多鼓吹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书报，并和一些贵州籍的旅日学生通信，探讨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这对他摆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大有帮助。1906年冬，他回到贵阳。
1907年8月17日（农历丁未年六月初七），经两年筹备的《黔报》创刊发行。周素园是唯一的编辑人。《黔报》是贵州第一家报纸，他的宗旨在于“开通民智”，即鼓吹爱国主义思想，反对列强瓜分中国，唤醒群众，推行政治改革。其撰稿人中既有激进思想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有坚持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立宪派。但是，《黔报》的出版发行，有如一石击破古潭死水，它给贵州许许多多的中下层封建地主阶级青年知识分子带来了一股强劲的春风，打破了笼罩贵州社会的沉闷气氛。它拓展了人们的视野，它传播了先进的思想，它唤醒了一切爱国志士的热忱，它为贵州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作了舆论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参与筹建贵州自治学社
周素园到上海购买印刷机器时，好友王子儶给他写信说：“张百麟是很优秀的人物，听我谈起你，他也很倾倒。你回贵阳后，不可不结交这一个朋友。”于是，周素园在回到贵阳后与张百麟见了面。当时周素园的思想只注意办报。张百麟说：“报馆只能算政党的一部分，有了政党，才能发生大的力量。参与政治，也要以政党领袖的资格出现。”在张百麟的帮助和影响下，周素园彻底抛弃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投身到当时方兴未艾的为了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激流之中。
1907年10月27日（农历丁未年九月十一），《黔报》第95期新闻栏发表了《瓜分警告》，揭露《日俄条约》、《日法协商》中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张百麟认为创立政党的时机已成熟，发表了建立自治学社的意见书。同年11月，自治学社在贵阳田家巷镜秋轩照相馆正式成立，选举张鸿藻为社长，张百麟负实际责任。周素园作为发起人之一，参加了自治学社成立大会。自治学社这个贵州资产阶级革命派政党的建立，一开始就具有很突出的特色：他是以“学社”为名，而以政党为实；因而他取得了官方的批准，但又暗中作推翻清王朝反动政权的准备；他以合法的，公开的活动进行革命的宣传、组织工作，又以秘密的活动准备武装起义；他的领导人和骨干既是革命家，又在品德、学识、能力为社会所推崇，而自然成为社会团体的领袖，甚至成为官府参与机密的幕僚。这种情况，在辛亥革命前我国各省中是罕见的。
自治学社成立后，张百麟对周素园说：“你的事太繁，一切琐琐屑屑都由我去负责。只有党的路线要你参加决定，党的事业要你尽力维持，应付官厅，应付社会，你需利用你的地位，为党谋生存发展。”从这以后，周素园积极参与各种政治性的群众团体和官府幕僚工作，以推进革命运动。他先后担任了贵州警务公所行政科长、贵州谘议局筹办处书记、贵州商务总会文案、贵州教育总会书记、贵州地方自治筹备处文牍科长、贵州学务公所议绅等等公职。
1909年7月，周素园由于政见上同唐尔镛和资产阶级立宪派（许多立宪派头面人物是《黔报》撰稿人）的尖锐分歧，脱离了《黔报》，以后他将自己写的文章送到自治学社主办的《西南日报》上刊登，这些文章比过去更激烈。
1909年夏秋之交，即开国会运动风靡全国，周素园代表自治学社召集各界开会，被推选为《请愿书》撰稿人。《请愿书》征得贵州各界1753人的签名后公开发表。要求即开国会，颁布宪法。这是自治学社开展的一次争取民主权利的宣传活动。
同年秋，云贵总督李经羲过贵阳。李经羲告诉贵州巡抚庞鸿书：贵州张百麟、周培艺是革命党，应立即抓起来治罪，以防他们煽动暴乱。但是庞鸿书却对他们加以保护，回答道：贵州风气闭塞，哪有革命党。遮掩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