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黄冈书院对联集锦？

“路权国有”震撼四川向外国借款修路之事，断不可为。蒲殿俊（时为留学日本的学生，后被推选为四川省咨议局议长）1903年9月，清政府为推行“新政”，允许招商局集商股成立铁路、矿务等公司,此后，商办铁路开始兴建。新任四川总督锡良，在川人强烈要求下,奏请自办川汉铁路，并于次年成立了“川汉铁路公司”。1909年，留学日本的四川人蒲殿俊，在东京隔海上书，“向外国借款修路之事，断不可为。”“列强是工业社会，中国也必须实业救国……” 并号召川人自筹路款，自修铁路。亢奋不已的四川百姓,坐在茶馆里兴奋地谈论着“股票”这个新名词的买进卖出。商办的铁路公司发行“股票”筹措路款,川人纷纷入股，共募得白银1400余万两，川汉铁路东端从湖北宜昌到四川万县的一段开始动工,“自修铁路”的梦想距离实现指日可待。对于那时候出川只能依靠水路的四川人来说，对这条沟通“天堑”的铁路寄予的厚望是可想而知的。然而针对川汉铁路这条深入中国内地的铁路干线，帝国主义也一直在争夺其修筑权。彼时的蒲殿俊，还不是现在历史教科书中所称谓的“保路运动领袖”，只是东京众多清朝留学生中为数不多留着长辫子的“立宪派”之一。铁路在他的眼里还只是“实业救国”的一个缩影而已。留学生蒲殿俊在两年后回到四川，被推选为四川省咨议局议长，同时当选为“川汉铁路川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他在成都租赁了一所宽大的房子，还在大门左右挂起两块硕大的木牌，写上光绪皇帝的圣旨：“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川人自筹路款的“状况”到底有多火热？四川大学研究保路运动的专家陈廷湘告诉记者，在川汉铁路的募集资金阶段，采用的是“官股”“商股”加上“民股”合资的方式，“绝大多数四川的百姓都和川汉铁路息息相关，都是川汉铁路的‘股东’。”当四川人十之六七成了股东时，后来和蒲殿俊同为保路运动领袖的邓孝可，正在担任着《蜀报》的主编。1911年 5月17日，消息灵通的他率先得知了清政府宣布川汉铁路收归国有的信息，一面让手下报信，一面手忙脚乱地在报纸上刊发了号外。第二天早晨，“路权国有”的消息立马震撼成都的大街小巷。“清政府要收回路权，同时拒绝偿还路款，川人手中的‘股票’顿时成了‘废纸’，这伤害的远不止是乡绅的利益。所以保路运动才会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陈廷湘分析。保路权，争路款，和平反抗“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四川咨议局副议长罗纶真正将“身家性命”都搭在铁路上的时候，蒲殿俊这才发现“保路”远不是“上书”那么简单。1911年6月，他和罗纶、邓孝可一道，率领一众破产“股民”，走出茶馆来到街头，抱着写有光绪圣旨的两块木牌上街示威。几天过后，示威没有起到任何用途，他们继而成立了一个名叫“保路同志会”的组织。6月17日，在保路同志会成立大会上，时任四川咨议局副议长的罗纶慷慨激昂，“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话中有无尽的悲愤。一场本是事关利益和经济的争端，意在“保路权，争路款”的运动，顿时有了浓郁的火药味。翻阅百年前《申报》《大公报》等报刊的影印资料可以读到，“8月24日，成都已一律罢课罢市，四门厘税亦停。”至9月13日，报载“成都附属十六州县、绵州属五县、资属三县、眉属三县俱同时罢市，各中小学堂一律罢课。”罢市罢课来势汹汹，但蒲殿俊的直接目的依然是索回路款而已，此时的他还在痴痴地等待着四川总督赵尔丰实现承诺，发回路款，便愿意将川汉铁路的路权拱手上交。在成都人民公园一隅的保路运动史料纪念馆里，保路同志会的斗争史和四川政局变化点滴都被完整保存。纪念馆里灯光昏黄，偌大的展厅里只有记者一人。一片寂静中，一份1911年的《西顾报》吸引了记者的注意，“以索还用款为归宿，以反对国有为手段。”无疑，彼时的“保路”，仍属“和平请愿运动”的性质。但是被一条铁路搅乱的四川已无法平静，全川142个州县的工人、农民、学生和市民纷纷投身于保路运动之中，保路同志会的会员不到10天就发展到10万人。此刻，黄花岗起义中幸存的吴玉章也悄然潜回了四川，开始酝酿点燃川人怒火。“成都血案”引爆巴蜀风雷“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孙中山一份名叫《自保商榷书》的传单，开始在川汉铁路股东大会上散发，提出川人“共同自保”、“共挽时局之危”。《自保商榷书》中喷涌而出的独立意识，让时任四川总督的赵尔丰惊骇不已，赵尔丰称此文“俨然共和政府之势”、“逆谋日炽”。“从和平请愿到武装暴动，《自保商榷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陈廷湘强调，这份《商榷书》是赵尔丰下决心镇压“保路同志会”的转折点。9月7日，保路同志会代表率数万人陈请阻止川汉铁路钦差大臣端方进入四川，“赵督未允代表，众即言辞激烈，赵督当场喝令狙击”。手无缚鸡之力的蒲殿俊、罗纶等九人当场被捕，这便是死伤众多、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为了纪念“成都血案”中牺牲的30余名壮士，川汉铁路公司在1913年专门铸造了“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纪念碑的选址便在今天的成都人民公园，碑身高达31.86米，碑座四面的铁轨、火车头、信号灯转折器和自动联接器已经被岁月侵蚀的模糊不清。如今公园里游人如织，但却少有人会在纪念碑身旁短暂停留。“成都血案”当晚，顺着锦江留下的数十片木板成为蓉城和外界信息沟通的媒介。同盟会成员相互通告血案，要求同志迅速自保自救。“水电报”如今在四川博物院(微博)的“辛亥百年”纪念展中还有仿制品，但具体的详情已无法复原，只有一位川籍作家用浪漫主义的笔法描写过当时人们奔走传阅“水电报”的经过：“蓑笠钓者，赤足挽袖，捞上水中漂木。木板长尺余，遍涂桐油，上书‘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雁阵声声，江流滔滔，木叶袅袅。”一天不到的时间里，同盟会及其影响下的哥老会立即发动了保路同志军起义进军包围成都的武装起义枪声打响了。9月25日，吴玉章、王天杰等宣布荣县独立，到10月上旬，同志军起义的烽火已燃遍了四川全省。清政府获知消息后，调派端方从湖北带新军日夜兼程入川，武汉出现空虚，当地革命党人的机会悄然出现了……孙中山后来曾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

沧浪书院沧浪书院，位于湖北武穴市大别山下，唐代兴建，清代乾隆十六年(1751)复兴。近年原清华大学研究生彭达先生个人捐赠资金千万元人民币，在大别山老区创建零收费的“双捐”九年制义务教育中小学校，沿用“沧浪书院”名称。灵山积翠浮书幌；梅浦清流入砚池。清代魏洪宾题沧浪书院。温泉书院温泉书院，位于湖北罗田三里畈。观海本来难，想当浴德澡躬，应自亟称于水；问津差不远，际此穷源究竟，可能私淑诸人。刘先枚题温泉书院锦江书院锦江书院，位于湖北麻城。清乾隆十年(1745)杨甘雨创建。一代云龙都搏浪；满园桃李尽争春。十载穷经，名世文章经李杜；五溪设教，春风话育感苗夷。其它主要书院简介河东书院　位于湖北黄冈，宋乾道间郡守李沈初建二程祠，宝祐间郡守李节因祠增建为河东书院，原在城中，后移城东南清淮门内。清雍正间知府王绎曾建为黄中书院，乾隆九年(1744)知府禹殿鳌率州县捐修，复名“河东”。二十三年知府钱鋆、知县刘煜、陈文枢相继筹修，陈并购置书籍藏置院中，嘉庆二十二年(1817)知府吴之勷补置书籍；道光二十八年(1848)知府祁宿藻、知县俞昌烈扩修。“自讲堂至斋舍皆涂塈之，益增宏敞，称精庐焉”。教学上倡导“留意于培养根本，勿专课以文艺，勿动之以利禄，仿胡安定教学之法，分经义与治事，岁月渐渍，以考其成，不患无体用赅备之学出，应当世之求”。咸丰初知府杨福祺劝修，三年(1853)毁于兵，同治七年(1868)知府英启率属捐建，光绪五年(1879)冬讲堂遭灾，英启再次督率修复，并增号舍，又规制一新。万松书院　位于湖北麻城。宋时有知县张仁辅曾筑亭万松岭课士，故名“万松”。后移建城内前街南察院旧署。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知县马元勋改建，五十八年知县吴顾行修。乾隆三十年(1765)知县刘希向、五十六年知县黄书绅增修，钦州冯敏昌题讲堂额为“好德堂”，道光十三年(1833)县人士邹开鲁捐资重修。同治三年(1864)再以公款补修。龙川书院　位于湖北武昌。其址原为郡学，元至元十一年(1274，南宋咸淳十年)世祖初定鄂，改郡为府，遂为府学，三十年去府存县，乃为县学，亦因战乱停办。时之人士集于镇34人，遂因其址建精舍为肄业之所，并设山长课士。知军陈天祥“尝过而劳之”，相与议建书院，并“遣官来主教”，元至正五年(1345)达鲁花赤铁山“来监兹邑，祗谒先圣，环顾四壁，大惧颠越，谓山长国忠曰：学校政之本也，今废坏若此，何此示观赡，予将鼎新是谋”，于是重建。附祀陈天祥。明万历十七年(1589)重建，祀知县黄应龙、刘日淑。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知县邵遐龄重修，并作记。记言：“凡兴修之役，关于民情，裨于士习，儆于官箴者有其举之不可废也。”1912年改为公立高等小学堂。调梅书院　位于湖北黄梅。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知县张九一建于东禅寺之左。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知县云松移建县东门外，名大林书院。雍正中知县庄云重修，乾隆七年(1742)知县邵丰鍭改名“调梅”，十六年知县薛乘时修。光绪三十一年(1905)改为高等小学堂。义川书院　位于湖北罗田。明知县张琳曾建薪槱书院于永兴门，后知县王琅移于城东玉屏山，改名“塔山”。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知县陈士凤移建于凤山之玉阁，后知县徐显重修，更名“义川”。道光十一年(1831)知县耿醇玉又移建于城内新街。咸丰九年(1859)知县潘亮功于文昌殿后增建屋宇。同治三年(1864)毁于兵火，七年知县吴凤笙重建并增置厨房。光绪末年改为高等小学堂。蕲阳书院　位于湖北浠水。清顺治十八年(1661)知县刘佑建于县城东玉台山枕浠阁遗址，名玉台书院。乾隆八年(1743)知县许腾鹤重建，改名“蕲阳”。咸丰初被毁，光绪七年(1881)修复，并拨入田课，加上原有田课一并作山长及生童每年膏火经费。宣统二年(1910)改初等农业学堂，附设养蚕室。麟山书院　位于湖北蕲春(光绪《黄州府志》中为罗田)。清乾隆八年(1743)知府蒋尚德建于麒麟山下，“聘师置弟子”。十七年知州钱鋆扩修，增建学舍，增招生徒，并筹置学田40余石，使“师儒廪膳惟厚，生徒膳膏之给视常有加”。又以其余资周济“寒士及州人之与宾兴而艰于资斧者”。并制订各种规章制度，因而“试课有程，出纳有经”。钱还亲在讲堂“与诸生考经义、陈古训，节其高等”。咸丰初被毁，同治七年知州黄式度移建于校场左。光绪三十一年(1905)改为高等小学堂。萃英书院　位于湖北黄安(今属红安)。清乾隆初知县段绍扆、戴炯、彭端澄相继建成。二十四年(1759)知县林光禄修。三十四年知县李世瑞增修，并拔泉口寺田2石入书院为岁修费，同治间知县朱钖绶重修，每年延请讲席，置田租以供修膳。光绪三十四年(1908)改为高等小学堂。文明书院　位于湖北广济(今属武穴)。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江防同知李炳奎建，名刊水书院。同年毁于水。二十九年春重建，夏又毁于水。适时县宪福介五以修整江堤所余经费分配给县城、龙坪、武穴三书院为修脯之资。李立即商诸镇绅，购屋一区以复书院，更名“文明”。使“童年草角皆诵习于《诗》、《书》六艺之文，及其壮也，又得名师益以为讲授观摩之助，其所以育俊烝髦，以成文明之运者”。